今年12月18日，海南即将正式封关。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小岛发生的试验性动作，其重要性远超我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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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海南要建设新型区域性离岸国际贸易中心。什么是新型离岸贸易？
在传统的离岸贸易里，中国企业的角色更多是参与方，也就是作为货物的供应方，借助开设在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的离岸公司，将“Made in China”的产品销售到全球市场。
但是，随着全球贸易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企业不能局限于这种传统的贸易思维。而是应该主动跳出来，从货物供应方的角色，变成像新加坡等离岸经济体那样的服务方角色，将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货物卖给全球市场。
举个例子，有一家在中国境内的跨国企业，向柬埔寨工厂购买了一批原材料，并从当地运往越南进行代加工，最后将成品直接销售给韩国的客户。
整个过程，从采购到销售，都没有经过中国口岸，但在合同订单、资金结算、物流航运、运输保险、贸易融资等各个重要环节，都不乏这家企业的身影，那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实际就是通过远程操控，这就是新型离岸贸易的运作模式。
为什么要重视发展新型离岸贸易？一方面，国内很多企业在做中间品贸易与全球采购，这可以给它们搭建高效平台，帮助它们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从而提升中国企业在区域价值链的地位。
另一方面，这也可以提高国家在全球市场资源的统筹调配能力，以及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
在这种情况下，海南自由贸易港变得尤为重要。可能有人会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早就有离岸贸易业务，而且上海还是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经济体量更大，发展该项业务的条件比海南更成熟。再说还有中国香港早就是全球主要的离岸贸易中心。
2024年，上海浦东离岸贸易规模达到900亿美元，而海南洋浦离岸贸易结算额达119.5亿美元，离岸贸易的绝对规模更是不足中国香港的1/50。相比之下，海南离岸贸易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但你可以说海南就无足轻重了吗？非也。封关之后，海南全岛都将成为自贸区，面积将达到3.54万平方公里，有30个中国香港那么大。而目前国内21个自贸区，每个只有120平方公里左右。海南有如此广阔的腹地，自然有更大的空间大展身手，也可以容纳更多的人才和企业。
还有一点很关键，自贸港的开放程度远超自贸区。在这片境内关外的特殊之地，海关一线真正放开，货物、资金、人员能够自由进出，而且绝大多数的商品免征关税，入港货物的贸易管制措施将被取消或最大程度简化。
封关之后，海南自贸港将成为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区域，国家更是给予了顶级的政策红利。上海自贸区的关税优惠范围是有限的，而海南自贸港超过70%的商品零关税。
上海的货物都是先报关后进入，海南则是先进货后报关。上海对55个国家实施240小时的过境免签政策，海南则扩大到85国30天免签入境。
上海只对部分领域的企业施行15%的所得税税率，对境外和海外回流高端紧缺人才施行个人所得税差额补贴，而海南对个人与企业均实行“双15%”所得税政策，范围更广，为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之一。相比较而言，在发展离岸贸易上，海南自贸港有着更高的标杆意义和更丰富的内涵。
而且，未来海南在金融、服务业等领域的开放层次将会更高、力度更大，这有助于海南发展服务贸易，弥补中国服务业开放不足的短板。要知道，在建设离岸贸易中心的时候，配套的金融、物流等服务贸易也是必不可少的。
如今全球贸易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货物贸易中的中间品比重上升到了70%以上。另一方面，在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总贸易量里，服务贸易比重从百分之几变成了30%。
这意味着，主要贸易品不再只由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企业生产，而是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生产的上千个零部件互相组合，共同打造出来一个产品。
这也推动了服务贸易的飞速发展。最近10年，中国服务贸易每3年翻一番，全球服务贸易5年翻一番，而货物贸易一般要10年翻一番。
2024年，海南服务贸易增速超过20%，2025年前4个月同比增长19.2%，运输、旅游、电信、文化和娱乐等板块进出口额都实现了大幅增长。在2021年到2024年，海南的数字贸易年均增长率达到了63%，商业服务、计算机信息服务等新兴领域快速发展。但这还远远不够，未来，海南自贸港必须加大力度，持续推动贸易结构向高附加值方向转型。
新加坡、迪拜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离岸贸易中心，最关键就在于服务水平和能力够高。企业离岸贸易的发展需要相关的贸易配套服务，比如提供交易、交割、金融、法律、商务等优质的服务，这也是未来海南需要发力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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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境内第一个自由贸易港，海南还有着一个重大的使命，就是建立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
目前中国香港是成熟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处理全球80%的离岸人民币结算。但它与海南在“自由港”领域将形成合理分工。
中国香港更多立足世界，在全球资本进入内地的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而顶层对海南的定位，更多是立足于国内，在促进国内和海外实业资本双向流动的过程中，扮演以贸易促进实体经济的角色。
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金融一直是短板。目前全球约一半以上的金融交易都发生在离岸金融市场，而中国内地境内却还没有一个离岸金融中心。
这就导致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资本流动受限，外资进入内地，人民币走出国门，都只能走另外的通道。因此，在当前经济金融高度一体化的背景下，必须大力发展离岸金融，建立起离岸金融的另一种形式——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境外人民币的流通量越来越大，不管是回流到内地，还是在境外进行投资和交易，都需要通过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来进行操作。而且建立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之后，还可以进一步开拓利用外资的新渠道，增加外资投资的吸引力，也有利于吸引境外的人民币回流。
建设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也可以倒逼海南的金融业更加开放，使得服务跨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更加便利化。目前，海南吸引大型企业、跨国公司在这里设立区域总部，这实际上也是推动建设人民币结算中心的一个契机。
全球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逐步形成了富有竞争力的上中下游一体化的产业链。其中，就包括了研发、设计、物流、配送、销售等生产性服务业配套的供应链系统化。
而且很多人可能也没注意到，还有很关键的一部分，就是由总部协调控制的、分布在全球各地区各环节的贸易清算、结算价值链的枢纽化，也就是跨国企业的结算中心。
黄奇帆曾在他的书里讲过跨国公司首先会考虑将结算中心设置在自由港地区，因为这种结算涉及全球，外汇交易一般是离岸交易。其次自由港的税率低，结算税收也低。而且自由港往往有高层次的金融会计、精算人才来提供服务。
他在书里也分享了惠普的例子。2008年左右，他促成惠普到重庆建厂。当时他问惠普的董事长，你们打算在哪里结算。对方表示要在新加坡，因为新加坡是个自由港、离岸市场，税率低，人才高度聚集。
要知道，惠普在整个亚洲所有的生产点、研发点、零部件的点，统统都不在当地做结算，都是在新加坡的惠普结算中心进行，再由结算中心支付费用给各个环节的配套企业。
金融结算在哪里，哪里就会产生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而新加坡就可以将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税收，不仅包括所得税，还包括专利税、版税等一一收入囊中。从这个意义上讲，谁拥有这个产业链、价值链的结算枢纽、结算点，谁就拥有这个产业链的财富中心，这就是新加坡的高明之处。
根据黄奇帆的统计，2008年左右，中国内地一年有差不多3万亿美元的进出口，其中1.8万亿美元是加工贸易，但这部分的结算都不在中国内地，而是分散在新加坡、中国香港、爱尔兰等地区，中国内地只是在做加工的苦力。
但从实际看，目前海南自由贸易港金融市场开放度低、市场小、服务体系缺失，难以吸引集聚优质要素。例如，由于缺乏自由便利的金融开放政策与金融服务，目前在海南注册的总部企业，其结算中心、信息中心等核心业务大多都不在海南。这对于海南来说，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潜在机会点。
海南地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交汇点，背倚内地广袤成熟的市场，毗邻东南亚新兴市场和繁忙的南海航道，双向联通国内国际资本。内地中大型的贸易企业以及“一带一路”的企业将是它打造金融结算中心的重要对象。
如果这些企业能够将他们的资金结算业务放置在海南，就能够加速完善金融产业链的上下游环节，扩大金融市场规模，提升金融在经济中的比重，自然也可以扩大海南自贸港的全球影响力。
同时，通过对接国际金融市场、对标国际金融规则，海南能够探索并逐渐建立出一套既符合国际惯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治理体系，真正成为实现资本项目区域型开放的先行之地。这样一来，也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可以预见，未来在这偏居一隅的小岛上，会有越来越多的离岸人民币投资机会，离岸人民币的资金运用机制也将进一步完善，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分阶段逐步开放，为海南自贸港筹集建设资金的同时，吸引更多境外离岸人民币投资资金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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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提到了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化，主要的贸易品已经不再是只由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企业生产出来，而是由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生产的上千个零部件互相组合，形成的一个产品。
在这种贸易格局下，出现了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跨国公司管理世界级产品的管理模式发生了变化，一个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制度——“三零”原则应运而生。
第一个是零关税。WTO为了推动贸易的自由化，就必须降低各国的关税。低关税甚至零关税势必将是未来的大趋势。
第二个是零壁垒。一个产业链涉及几百个企业，他们分布在几十个国家，如果营商环境差异很大，跨国公司的资源配置和布局就会很麻烦。零壁垒相当于各个国家都有大体一致的营商环境，能够实现公平、公正，更有利于贸易的自由化。
第三个是零补贴。如果大家都乱补贴，产业链的布局就无法按照各国的产业优势进行抉择。
最近这几年，WTO被边缘化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在进行双边谈判，也就是FTA（自由贸易协定），由两个或多个国家（或地区）签订，目的是实现相互之间贸易自由化的区域性贸易协议。
很多人觉得这是逆全球化的表现，但实际上，FTA是全球化发展到了一个更高阶段以后，必然会出现的一个趋势，中国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
在新体系建成前的空窗期，中国既要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更要通过强化FTA网络建设，积极拓展国际合作的“朋友圈”，突破外部封锁与约束，主动参与并引领国际新规则的构建。
而想要参与到FTA中，就必须要按照游戏桌上的“三零”规则进行操作。前有上海自由贸易区，现有海南自由贸易港，这是我们不断探寻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动作。
贸易自由港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低税率”和“便利性”。海南具备这两重优势。封关之后，海南将实行全岛“零关税”，进行负面清单管理，商品范围由约1900个税目扩大至约6600个税目，将显著低于全国其他地区，“零关税”商品税目比例将由21%提高至74%。而且海南在企业和个人所得税都实行15%的单一税率，税负水平明显比其他省份更具优势。
在“高便利性”方面，境外货物和人员都可以更自由地进入海南，这比其他省份更方便。境外货物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在海南现有的对外贸易口岸直接放行。这里还有全国最优的免签政策，封关之后85个国家的人员可以直接免签入境海南。
封关后，海南也将积极对标高标准的经贸规则，不断降低贸易壁垒。现在，海南已实施全国首张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未来几年，海南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将有很大概率缩减至10项至20项，而且在服务业管理标准、规则方面，将会率先对接国际先进水平。这有利于带动国内服务贸易发展，同时也为国内国际服务市场更好联通提供重要机遇。
金融开放、人员和货物自由流动、投资自由便利、运输往来便利、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制度和完善的法治制度等，都在让海南自贸港越来越向“三零”原则看齐。
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再到海南自贸港，它们的任务都是在自己的区域里对“三零”原则进行先行先试。如果试验成功了，就更有底气去推广到全国。等到国家签订FTA的时候，它们就可以提供托底的经验。在这一点上，海南身上的担子更重。
顶层赋予海南探索自贸港建设的新使命，绝非只是打造自贸区的一个PLUS版本，更是一次系统性的突破。相比自贸区的货物流通开放，自贸港更在意的是全方位的开放——不仅要覆盖货物、资金、人员、信息流通，更是要推动法律与监管体系的根本性改变。相比经济特区的立法权，海南自贸港获得了更高的法律规定权限。
很多人会觉得海南是偏隅一方的小岛，经济发展体量也小，在这里搞自贸港并不见得能掀起多大的浪花。但很多人不知道，建设自贸港，需要实施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建立单独的关税区，这样的经济政策和海关监督会与原有的体制机制产生矛盾和冲突。
假设海南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体制机制已经比较成熟，那么想要嵌入新政策与制度，势必会引起摩擦和冲突，制度成本和代价可不小，试验的难度和阻力大。
遥想当年的深圳，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如同一张白纸，但正是这样一个薄弱的社会经济基础，使得它获得了改革的机会，得以逆天改命。
如今，海南同样站在了一个千载难逢的风口。
（作者系香港科技大学硕士，区域经济观察者）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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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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